鄭永年:利益、價值、欲望與中美沖突

時間:2019-10-08 08:29內容來源:聯合早報 版閱讀:新聞歸類:觀點評論
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,導致越來越多人對中美全面沖突甚至戰爭(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)的擔憂。(互聯網) 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,導致越來越多人對中美全面沖突甚至戰爭(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)的擔

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,導致越來越多人對中美全面沖突甚至戰爭(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)的擔憂。(互聯網)

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,導致越來越多人對中美全面沖突甚至戰爭(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)的擔憂。這些年來,圍繞中美之間是否會發生戰爭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命題在國際社會流行開來,就是這種擔憂的體現。很顯然,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,而是有現實根據的。

人們可以質疑所謂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是否可以用在中美關系上,但人們必須解釋歷史上一而再、再而三發生的戰爭。戰爭當然是殘酷的,所以人們詛咒戰爭。但不管怎樣,戰爭還是經常發生。因此,人們必須超越道德而對戰爭發生的客觀規律進行探討和研究。

人類為什么而戰?從經驗來看,歷史上那么多的戰爭,但沒有任何兩場戰爭具有同樣的根源,每一場戰爭都有其發生的具體根源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戰爭似乎并沒有任何客觀規律可循。不過,同時,戰爭又表現出高度的普遍性。這使得從哲學層面來探討戰爭的根源成為可能。概括地說,戰爭有三個根源,即價值、利益和欲望。

首先,人們為價值而戰。每一個人、每一個組織、每一個國家、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系統,正是這個價值系統把自身和他者區分開來。無論國內還是國際,價值是人們最重要的“認同”根源。再者,從自身的價值出發,人們總是認為自己是“正確”的,自己的行為具有“道德”含義。

為價值而戰,最典型的便是宗教戰爭。“上帝”是價值的“化身”,不同的“上帝”表明不同的價值。歷史上充滿宗教戰爭,到今天也沒有停止的跡象。盡管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已經不再,但各種宗教極端主義所造成的沖突仍頻繁發生。近代之后,發達的西方國家發展出其他“類宗教”的價值,如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等等。正如西方的傳教士,被視為是世俗政權的西方國家也把西方價值推廣到其他國家,作為其“宗教使命”。為此,很多西方文獻歌頌和贊美戰爭,因為戰爭也是履行使命的一種有效手段。在理論上,西方學者有“正義”與“非正義”戰爭之分,正義的戰爭便是符合西方價值觀的戰爭。

當然,這種現象不僅僅是西方的現象,在所有其他國家也是如此。盡管價值的存在是客觀的,但如果價值被高度道德化,不同價值系統之間的沖突就變得不可避免。

其次,為利益而戰。為利益而戰不難理解。從經濟學角度來說,這個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,為了生存,人們不得不通過各種手段搶占有限的資源,戰爭便是其中一種有效手段。通過暴力來獲取資源,在原始部落時代就開始了。為了生存和發展,不同部落之間戰爭不斷。

從歷史來看,部落之間的戰爭造就了更大的組織,直至國家的產生。國家起源于戰爭的理論,就是對這個過程的解釋。在帝國時代,帝國之間的大多戰爭都是為了搶奪資源,主要是土地與人口。近代主權國家也是通過戰爭而確立的;而近代國家產生之后,很多戰爭便是圍繞著工業化而進行的資源掠奪,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戰爭便是典型。到當代,國家之間的沖突已經發展到金融和互聯網空間領域。各國都在以各種形式搶占資源,但國家間沖突的形式發生了變化,一些國家文明一些,另一些國家粗魯一些。

再次,為了欲望而戰。價值和利益本身就可以產生足夠的欲望而導致沖突。這里所指的是動物性的欲望,即本能。在探討戰爭的根源方面,有些學者直指人的欲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一個最簡單的觀察便是動物世界也存在著爭奪“領袖地位”的沖突。由此,一些學者得出戰爭是人的“本性”的結論。哲學上說,“性惡論”的確是具有經驗證據的。從古羅馬的角斗到近代貴族之間的角斗,再到當代各種血腥的“體育”比賽,無一不充滿著人類的“野性”和本能。

經濟史學家熊彼特(Joseph Alois Schumpeter)從經濟理性出發,曾經認為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人類古老基因的遺留物,這種基因最終會消退,所以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。但事實并非如此,甚至相反。近代以來,盡管人們的確可以通過非戰爭手段來獲取自己所需的,但戰爭仍然不斷,而且一直在惡化。可以說,性惡不僅普遍,而且永久。反映到決策者身上,欲望更是能夠影響政治人物的決策。欲望因素往往在利益和價值之上,甚至是最重要的決策因素。在欲望驅使下,戰爭的輸贏變得不重要。這也就是所謂的“非理性”決策。

價值、利益和欲望,任何一項因素足以導致戰爭的發生,但中美關系很可能是三者重疊,足以表明局勢的嚴峻性及其會嚴峻到何種程度。

兩分法鼓噪文明沖突論

價值觀的不同。中美兩個都是文明國家,美國代表的是西方文明,中國是東方文明。從經驗來看,這兩種文明不僅不是互相排斥的,而且是可以互融的。歷史上,中國文明對西方文明曾經產生很大的影響;近代以來,西方文明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也很大。當然,不管如何互相影響和互相融合,中國文明仍然是中國文明,西方文明仍然是西方文明。文明的互鑒互學本來就是世界之“美”,但到了政治人物那里,兩者便是沖突的,是勢不兩立的。

再者,西方簡單的“兩分法”思維,更促成了所謂的文明之間的對立。在學術上,美國(西方)總是把自己放在“自由”“民主”“人權”這一端,而把中國置于完全對立的一面。從古希臘到今天數千年,西方人理解中國只有一個范式,即“東方專制主義”。

這種簡單的“兩分法”也反映在國際政治上。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在推特上稱呼他方“敵人”或“朋友”,“好人”或“壞人”。盡管這種稱呼方法具有特朗普特征,但這絕對是西方文明對外在世界的看法,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學基礎。這也不難理解,在西方,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界,從來就不缺乏鼓噪“文明沖突論”的人。近來,美國更是把“文明沖突論”應用到中美關系上。

從西方的價值邏輯看,這一點并不難理解。“改變中國”一直是近代以來美國的“宗教使命”。中國改革開放早期,美國人相信中國會隨著改革開放而變化,最終演變成一個像美國的國家。因此,當美國人以為中國是朝著美國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時,就欣喜若狂;但當美國人以為中國的發展方向并非美國所期望的,就變得極其失望。

今天,中國的改革開放促成了中國的崛起,而中國變得更加中國的時候,美國人的“失望情緒”達到了最高點。尤其是當美國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制度模式對美國構成挑戰的時候,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把中國置于“對立面”,即“敵人”的位置。

其次,利益的不同。利益的不同導致利益沖突,利益沖突表現在方方面面,包括經濟、安全、政治等。一些利益沖突更為具體一些,例如經濟利益,而另一些利益沖突經常表現在認知上或心理上,例如安全領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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